“青年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在1925年5月15日的《莽原》周刊第四期中写道。
    18-28岁，是标准意义上的青年。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人，被裹挟在经济大潮、犬儒主义、消费文化、娱乐价值观中，随着时代的起伏，奋起拼搏或安于现状。

18—21 时常紧绷，偶尔宣泄，青春在自习室慢慢消耗，在音符里肆意飞奔

    “看到那些经常出去玩，业余生活很丰富的人就好羡慕啊，我只能坐在家里搞学习。”这个留着学生短发的女孩儿，边转笔杆边说。
    杨卓，20岁，毕业于长沙市一中。“活泼善言”，这是高中老师给她的评价。当时，担任校广播台小播音员的杨卓，并没有像大家想象般，填报传媒专业，反而选择了一个听起来和她气质截然相反的专业——会计专业。
    “我有很多搞媒体的朋友，他们的生活都太忙。女孩子都嫁不出去，因为没时间约会。”就这样，杨卓打消了从事媒体行业的念头。“我的兴趣爱好太广泛了，我也不知道选什么专业好。后来我想既然不选最喜欢的专业，干脆选个最不感兴趣的专业，这样才能静下来好好学习。”
    “爸爸妈妈觉得这个专业技能性强，将来好找工作，而且比较适合女孩子，就同意我报这个专业了。”和杨卓父母想法一致的不在少数，她所在的湖大北校会计系，男女比例达到了1：5，杨卓所在的那个班，30名同学中只有5个男的。
    暑假期间，杨卓一直在家准备注册会计师的考试，这并不是父母的安排。“现在就业压力还蛮大的，我想早点准备，先考过几门，这样毕业后找工作也方便些。”
    “我们寝室4个人学习都很勤奋，有一个特别恐怖的，每天都是早上6点出门，晚上11点才回来，除了上课，剩余的时间全都在自习。”其实，杨卓谈恋爱之前，每天的生活也差不多是这样，有了男朋友，才多了一些活动。即便如此，她在课余时间也仍会保留三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在杨卓的学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孩子都是这种生活方式。
    高丰，绝对是属于让杨卓羡慕的那一种人。19岁的他，已经在长沙电子音乐圈内小有名气，组建了“冰箱”电子乐团队，经常去外地演出。与同龄人相比，他属于“一小撮异类分子”中的一个。
    “跑遍全国。”他得意地说。
    高二的时候，高丰和一个叫何心婷的女孩组建了一支电子小清新乐队——甜甘蔗电台。“露水十一”音乐厂牌的负责人在Myspace音乐页面上听到了他们的歌，马上和高丰取得了联系，在当时要发行的合辑《蜂蜜与白色樱草》里收录了他们的一首作品《故事讲完了》。之后，在湖南还没什么人知道这支乐队的时候，他们在外边却火了。本来高丰还想瞒着老师，可是连校广播电台都在放他的作品，瞒也瞒不住了。老师和他的父母态度一样，只要不影响学习，他大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幸好，高丰成绩还不错。
    整个高中时期，高丰每天的空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这时间往往被他用来从学校飞奔回家，做二十分钟音乐然后吃完饭又飞奔回去。他觉得飞奔的那些日子，是最积极、最热血沸腾且最健康的生活。高丰在给记者的短信中说：“虽然那时做的音乐不敢恭维，但那段日子我被自己感动到了，那种精神状态一直影响我到今天。年轻、健康和激情是我的财富，这信念让我积极生活到现在。”
    然而，像高丰这样的“异类”，毕竟是少数。
    最近，高丰又在“密谋”一个新电子乐队。乐队的另一个成员是一位30岁左右的白领，有车有房。每周六的下午或晚上，高丰都会去搭档家里排练，两个人带着耳机一捣鼓就是3、4个小时。休息的时候，两个人会站在阳台上看夜景。搭档的家在新外滩，阳台正对着城北一片老建筑，到了晚上，灯光闪烁，煞是好看。

22—24 “不知道”小姐和“我应该”先生，不可琢磨的未来与确定的目标

    孙静的第一次研究生考试，在几乎没有复习的情况下，以专业成绩全部通过，政治差了30多分的成绩而失败告终。
    从大二开始，孙静就决定考研，并参加了考研培训班。但是，在认真学习了两年后，她一直绷紧的神经忽然就松懈了，“你一直在准备这个东西，一直在等那个时刻到来，结果它一直不来，然后人一下子就疲了，学不进去了。”学不进去的表现是，孙静每天早上仍然会去图书馆或者教室K书，但根本看不进任何东西，只是坐在那里发呆而已。
    “那些天，我去图书馆的时候，总会买一大堆包子带上，坐在那里，不停地吃。”
    从那时起，孙静就越来越情绪化。考研失败后，她变得更加焦虑，“班上很多同学现在已经参加工作或者读研去了，但我却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与这种情绪同步增长的，还有她持续扩大化的胃口，“我每天都吃很多很多东西，吃得越多越焦虑，越焦虑吃得越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孙静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决定安心读书，继续考研。
    有压力的，绝对不只是孙静和她的同学们。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涂鸦爱好者REN，承受的压力似乎要更大一些，“我已经22岁了，不能只为自己而活了。作为一个男人，我要开始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希望我妈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两岁时，REN的爸爸因心脏病去世，此后的二十年里，是妈妈一手把他带大。
    REN所在的团队BT4，是长沙现在知名度最高的涂鸦团队，由7名成员构成。成员有学生、老师、白领……REN是队里唯一的无业游民。他的生活很简单，白天除了涂鸦，基本睡觉，晚上才偶尔出来活动一下。REN经常会随团队去湘江一桥底下和望月湖小区附近的一所高架桥下涂鸦，偶尔兴致来了，有了好的想法，也会一个人跑出去找个地方“表达”。
    “我不喜欢和别人接触，感觉和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只喜欢和玩涂鸦的朋友交流，中国所有有涂鸦的城市，我几乎都去过了。”
    玩涂鸦成本很高，REN每周起码都要消耗100-200块钱用于购买喷漆。因此，他有时会做一些商业作品，给一些娱乐场所做涂鸦，赚取一定的费用，“填补我的窟窿”。步行街动漫SKY三楼有个“理想集”，里面200多个门面的卷闸门上都是他们团队的作品。有时候，他还会帮一些年轻人在自己房间涂鸦，用以装饰。有意思的是，某次REN到一个学生家里涂鸦，学生家长看见REN在儿子房间里喷的作品后，很喜欢，竟想请他把家里所有的墙壁全喷上涂鸦。对于这样的支持者，REN当然很高兴，“真没想到还有这种父母！家里全喷上涂鸦也不好看，我就送了一幅涂鸦作品给他们，装在框子里，让他们挂在墙上。”
    在REN看来，这些商业作品都不算是他的涂鸦作品，桥下那些才是，但是他不得不依靠这些来养活自己。REN不喜欢买衣服，一条裤子可以穿四年，“以前我是个邋遢鬼，现在为了出去做商业活动时显得体面些，才买衣服买得比较多。”
    压力，成了这个阶段的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词汇。

25—28 朝九晚五，累得哪儿都软了

    “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方巍，27岁，设计师，当他在某微博网站上看到这句话时，立即复制黏贴，作为自己的QQ签名。
    方巍很少逛街，他说：“我一个人做设计习惯了，出来看到人多就觉得很不适应，会头晕。”他也没时间逛街，在公司他是资深美术指导，手头的案子太多了。
    为了每天早上能多睡半小时，方巍租的住房距离工作地只有500米。即便是这样，他每天也只能睡6个小时。白天，创作会、客户沟通会、小组协调会……各种会议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正常上班时间。“晚上才是我真正的工作时间。”连续48小时不睡觉，这是方巍目前保持的最长工作记录。为了保持清醒，他一天要喝掉4到5杯咖啡。
    “我每天过的几乎都是同样的生活。”在方巍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进入设计行业整整7年了。
    7年，从早到晚，一成不变。
    2008年，方巍流年不利，做什么都不顺心——客户不满意他的作品；好不容易买了台很拉风的电动车，骑了不到半年就被偷了；和女朋友分手了；银行里欠着两万卡债。“丧到顶点了。”他恨恨地说。
    2009年初，方巍终于下决心换个工作环境，调整心态，重新开始。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他的工作很顺利，为公司拿下了好几个大的提案，很受领导赏识，卡债也顺利还清了。虽然还是很累，但是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方巍觉得年轻人能玩就玩，不能玩就拼一下。
    他的想法就是，“既然我喜欢这个行当，那我就搞下去，搞得嗷嗷叫！”
    晚上10：20分，记者从方巍工作的都市阳光大厦出来。有三两脖子上挂着工作牌的白领，提着盒饭匆匆经过记者身旁。扭头望去，属于写字楼的那几层几乎都亮着灯，昏晖不明，一点都不阳光。